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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佛教

更新时间:2014-06-13 点击数: 次 【字体: 打印本页

 第一章佛教传入及活动

  佛教于西汉元寿元年(公元前2年)传入中国,唐代传入贵州。有禅宗(临济宗和曹洞宗)、净土宗、密宗、法相宗以及天台宗、华严宗等派别。2000年,依法登记的寺庙297座,信徒21.98万人。信徒遍布全省,遵义、贵阳、安顺较多。

第一节唐代贵州佛教

  唐代中期,中央王朝因抗击南诏,朝廷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。这些外籍移民多来自佛教繁盛之地,有的信仰佛教,入黔定居后兴建寺庙。唐武后垂拱元年(685年),牛腾被贬任牂牁建安丞,谪居贵州3年,建寺庙数座。

  唐代,南诏兴起,其疆域曾包括今黔北、黔西、黔西南的部分地区。南诏佛教(以密教为主)对盘州隶属的盘水县、耒南县、附唐县(今盘县、普安、晴隆及兴义市)的“僰人”(今白族)有一定影响。

  唐代,黔北和黔东地区已建有:遵义大悲阁,绥阳金山寺、卧龙山寺,桐梓金锭山寺、兴旺寺、玄凤寺、三座寺,习水景福寺,仁怀永安寺,正安大成寺、蟠龙寺,沿河福常寺,万山弥勒寺,岑巩螯山寺,黄平宝相寺,印江大圣登铁瓦寺等。桐梓金锭山寺,位于今县城南15公里洞子河岸,约建于唐贞观十六年(642年) 前,寺内有唐贞观中铸铁磬(清同治年间遗失)。金锭山寺是贵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寺庙。桐梓兴旺寺,建于唐贞观十六年(642年)后,原为城隍庙,迁白鹭垭称灵通寺。桐梓三座寺,在桐梓元田文笔山上,由长寿寺(又名古遵殿)、青都观、瓦庙子三座庙宇组成。其中长寿寺始建于唐乾符三年至天复年间(876~903年),寺由东皇殿、三尊殿、观音殿组成。仁怀景福寺,位于今土城镇赤水河东岸,始建于唐景福年间(892~893年)。仁怀永安寺,位于今云安乡,建于唐初,明万历二年~三十九年(1574~1611年)扩建。正安蟠龙寺(又名蟠溪寺),在今蟠溪乡境内。正安大成寺,在今正安城北25公里,唐乾符年间(874~879年),南诏陷播州时已建。沿河福常寺(永佛寺),在今县城北5公里,到民国时寺内尚存有唐代铜佛、罗汉、钟磬等。

  唐代贵州僧人有通慧、海通、义舟和普达等。通慧在黔东创建了鳌山寺,又以医术名闻京城,奉诏治愈唐玄宗的病。玄宗赐金帛未收,玄宗又赐马供其乘骑还山。海通系贵州人,生活于唐玄宗时期(712~756年),他住大渡河、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合处的凌云山上寺中,见江流汇聚山麓,每至夏汛期,常常倾覆过往船只,造成惨剧,决心开凿弥勒大佛像,以镇煞水势,永镇风涛。经过18年施工,至开元十八年(730年)完成头部、胸部。海通去世后,四川节度使仇兼琼、韦皋继续开凿,至贞元十九年(803年)完成,历时90年。大佛通高71米,肩宽28米,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。义舟与中唐人刘禹锡有交往,刘禹锡在《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》中赞扬了义舟博学多才和方外之风,义舟以其对黔中山川风俗之熟悉,且又有较高的佛学造诣,赢得了刘禹锡的敬佩。

第二节宋代贵州佛教

  宋熙宁五年(1072年),辰州(在今湖南)人张翘与李资献书朝廷,言“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(今铜仁地区),地接施、黔、牂牁,世为蛮人向氏、舒氏、田氏所据,地产朱砂、水银、金布、黄蜡,良田数千万顷”。朝廷即派章惇察访荆南北路,经办五溪(南江)事,章惇至辰州,令李资、张竑、明夷中以及王雱所荐之越州僧人愿成等10余人随同前往。

  宋代,贵州的土官土酋热衷崇佛兴寺,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,贵州腹地开始建寺。宋天禧四年(1020年),知古州(治在今榕江)剌史向光普营建僧斋,以祝圣寿。黔东北思州(治在今思南)土酋田元猛事佛。宋绍兴十一年(1141年),思州田祐恭奏状乞于黔州建寺院,以安僧众,敕赐建集福院。南宋开禧三年(1207年),普宁州土酋孟氏被苗酋杂克率部追杀于牂牁江(今北盘江),因杭州雷峰寺游方僧慧光、慧明相救得归,遂于清凉洞中建佛殿。南宋初期,播州土官杨氏第11世杨选兴修寺宇,移铜佛于观音院,聚僧招徒,礼佛传法。南宋嘉泰至宝庆年间(1201~1227年),第13世土官杨粲同时崇奉佛道儒三教,修建寺庙、道观多处,创立普济庵于湘江之畔。南宋宝庆三年(1227年),14世杨价亲自选址在播州(治今红花岗区)城西碧云峰下兴建“大报天正一宫”,其中塑有释迦佛像。杨价临死前大饭群僧,趺坐诵佛书数语而终。

  宋代寺庙有红花岗区万寿寺、福源山寺、桃溪寺,遵义县金山寺、普济庵,习水罗汉寺,桐梓崇恩寺、鼎山寺,务川铜山寺,正安善缘寺、高峰庙;黔东印江西岩寺,沿河集福院、中胜院,思南城子寺,黄平宝珠寺、岑巩回龙寺等。其中,红花岗区万寿寺,在遵义龙山上,宋嘉定初(1208年)建,明洪武末重修,称龙山寺。桐梓崇恩寺,又名青莲院,宋元祐八年(1093年)乡人赵高峰(曾任长沙太守)兴建,聘从白为住持。印江西岩寺(又名西崖寺)在县城2.5公里甲山寨,始建于宋乾德三年(965年),明嘉靖年间重建。

第三节元代贵州佛教

  元代指空在黔西北传播佛教。指空系元代来华的印度僧人,梵名提纳薄陀,法号苏那的沙野,古鳊摩揭陀国王子。延祐二年至七年(1315~1320年)继蜀僧朝宗之后,扩建武定城西狮山正续寺。其后抵昆明,去大理,至金齿宣抚司,再入滇东黔西北乌撒乌蒙部落,大约在至治末年(1323年)复至中庆路(今昆明),经滇东北至黔中,经过镇远入湖南而至中原。乌撒乌蒙,为彝族乌撒部领地(在今威宁县境)。当地土司及民众礼指空为师,建庙塑像礼供。

  元至正年间(1341~1368年),江西庐陵县(今吉安)商人彭如玉入黔,在贵阳建普安堂(后称大兴寺),传“普庵祖师释氏法教”,贵州僧真贤嗣其法。

  元代,兴建的佛寺有贵阳大兴寺,开阳高峰寺、云泉寺、圆兴寺,福泉月山寺,红花岗区大德护国寺(湘山寺)、集贞观,正安普明寺、华严阁,绥阳蒲象庵(回龙寺)、长磏寺(长嵌寺),道真普照寺,仁怀观音阁,凤冈崇佛寺、仙山寺,安顺圆通寺,福泉月山寺、瓮安五云寺,铜仁正觉寺等。湘山寺,位于红花岗区湘江左岸的湘山之巅,建于大德年间(1297~1307),名护国寺,至明代因山而名湘山寺。圆通寺,位于今安顺市南法院路西秀山脚,寺后佛塔建于元泰定二年(1325),佛塔所刻佛像众多,工艺精湛。建庙时间应早于此时。元代,黔北黔东地区还出现了金鼎山、中华山等佛教名山。金鼎山,位于红花岗区金鼎镇,因山分九支,如九龙环拱,又名九龙山。元时,播州杨氏土官在山地建有避暑行宫,在近山巅金桶处修建金桶寺。中华山,位于今万山特区敖寨侗族乡金家场村,原名和尚岩,元代建草庵供佛像。明洪武初年,在前山建正殿、玉皇阁、金顶,后山建副殿。

第四节明代贵州佛教

  永乐十一年(1413),设贵州布政使司。朝廷采取土流并治政策,贵州遍设卫所,推行军屯、民屯、商屯。大量移民进入贵州,信仰佛教的移民在居地建佛教寺庙,为僧人入境提供了条件。同时交通改善,湘黔、滇黔、川黔、黔桂4条驿道交汇贵州中部,有利于佛教传播。此间,密教神僧传法黔中。

  明万历以前僧人所建寺众多,著名者有:贵阳东山三省寺(又名法昙寺)、息烽凤池寺,遵义桃溪寺、瓦厂寺(旧名复兴禅寺),安顺东林寺,平坝天台山伍龙寺,普定玉真山寺,长顺白云山寺,贵定阳宝山莲花山寺和飞凤寺,黄平月潭寺,安龙玉泉寺(俗称大佛寺)、普安松岿寺等。后又有丹霞山护国寺(明天启年间建),普济重建金鼎山佛殿(明崇祯年间建)。

  士民私人建了遵义禹门寺(沙滩寺)、黄钟寺、普济庵,息烽慈心寺,修文水口寺,松桃回龙寺,思南观音寺,湄潭永兴寺等寺庙。贵州多为喀斯特地貌,石岩洞穴众多,僧徒士民以洞穴改建的寺庙遍布黔中,其中著名的有安顺石佛洞,兴义大佛洞,施秉华严洞,贵定牟珠洞,镇宁双明洞等数十处。

  贵州地方土官、流官多兴建佛寺、崇奉佛教。仅贵阳、安顺、遵义、黎平、都匀、石阡、镇远、平越(今福泉)、思南、铜仁10个府,由各府主要官员出面兴建的寺庙就有52座。洪武年间(1368~1398年)征南将军傅友德、右副将军沐英建安顺石佛寺,指挥黄镛建都匀观音寺,总兵周骥建黎平观音寺,副使赵之屏建福泉三教寺;正统年间(1436~1449年)武略将军王仲骧建毕节惠泉寺;天顺年间(1457~1464年)指挥王聚建凯里清平圣寿寺;成化年间(1465~1487年)贵州按察司副使吴立建观音寺,镇守太监郑忠建贵阳永祥寺;嘉靖年间(1522~1565年)安抚使宋廷章建瓮安回龙寺;万历年间(1473~1619年)贵州巡抚郭子章建施秉华严寺,兵备道傅光宅建遵义海朝寺,郡守江大鲲建石阡迎恩寺;平越(今福泉)人葛镜,万历十四年(1586年)辞官回乡,在杨义司大坡险隘处修建兴佛阁,赴云南购回铜钟赠给月山寺,迎弥勒佛1尊供于兴佛阁内。明崇祯末年南明贵州总兵罗联芳(皮熊)捐银修铜佛寺莲台,建殿六楹,由王氏(尼)住持,并分颁给王氏保护令牌两张。

  地方官员还向帝王、太后请赐黔中寺名,并兴建皇家寺院。贵阳大兴寺,原名大庆寺,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贵州都指挥顾成请蜀王改赐为“大兴国寺”;兴仁护国寺,为永乐年间云贵总督金琼出资兴建,明成祖敕封寺名;毕节普慧寺,原名福泉寺,正统十四年(1449年)明英宗赐寺名;赤水市普丰寺,正统间英宗赐寺名;贵阳永祥寺,原名潮音寺,古名观音堂,镇守贵州太监郑忠于成化四至十年(1468~1474年)重修扩建,由他上书恳请明宪宗赐额,名“永祥寺”,并赐玺书护持。

  明初,中央朝廷建立僧官制度。贵州宣慰司、乌撒军民府、播州宣慰司、毕节卫及安顺、思南、黎平、铜仁等府也设立僧纲司。明代贵州的僧纲司驻寺有贵阳大兴寺、安顺圆通寺、遵义大士阁、务川东泉寺、乌撒(今威宁)能仁寺、毕节慈慧寺等。僧纲司设僧官衙门,僧官有“辅佐王道,化导边民”之责,负责处理境内建寺、度僧、诵经、勤惰、僧籍、戒律、僧事纠纷,以及举办各种祝祈法会等。贵州僧纲司设于贵阳大兴寺,该寺遂成为贵州佛教的中心,朝廷对该寺僧官宠遇有加,永乐八年(1410年)寺僧慧智赴京受职,得赐《洪武南藏》1部归寺。万历三十年(1602年)寺僧法印赴京,受慈圣太后召见,太后又赐寺名“大兴慈圣禅林”,并赐《永乐北藏》1部和紫衣、金佛、玉瓶等物。

  此间,密教传入贵州,与贵州本土原始宗教有相通处,为民众所接受,有一定影响。密教僧人多重术数而轻法理,迎合世俗的需要,祈福禳灾。贵州文化落后,巫风盛行,故密教一传入贵州,便很快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,迅速传播。当时黔中名僧有白云、寂明、自然、月溪、洒洒、愿如、祖复、性良、广能等。

第五节清代贵州佛教

  清初,移驻安龙的南明永历帝大势已去,许多追随永历帝的官员和士大夫削发为僧。知名者有右佥都御史钱邦芑(大错),河南道御史陈起相(大友),兵、礼二部尚书郑逢元(天问),黄冈知县黎怀智(策眉),东阁大学士兼兵、礼二部尚书程源(天目),总兵孟本淳(葛天),礼部郎中郑之珖 ,贵州提督、定番伯皮熊(又名罗联芳),兵部员外郎陈祥士(希声),锦衣指挥黄某(眼石),屯田副使谢国楩(世空),麻哈知州谈亮,儒生朱文(大傲)等。他们原有的地位、影响及学识,成为推进佛教发展的因素。

  清初,中原、西蜀僧敏树、燕居、余山、海云、语嵩、禄藜、赤松、铁梅、梅溪、三能、行之、慧月、钝峰、嵩目、语圣、语贤、语林、古源、蓝田、卓庵、佛会、完真、祖融、古雪、云峰等进入贵州,创建寺院,传播佛教。

  佛教人士架桥铺路,引泉开渠,植树造林,救死扶伤,扩大了佛教的影响。清初自然住高峰山时,在寺庙周围植柏树千余株。顺治十四年(1657年)碧云往来阡城(今石阡)乡中,以黄金济贫者。清康熙年间僧人文远(法名圆定),造都匀头塘石桥。康熙二十六年(1687年)照彻由江苏、浙江云游至遵义,出资并募捐修复城东门外湘江桥,此桥因名吴公桥。康熙末年心宗云游至平州(治在今平塘县平湖镇),见城外4公里处的龙洞有泉水,乃开沟引水,经数载终将洞水引到坝上,使两坝千余亩田土尽得灌溉之利。道光年间,兴义天榜山寺僧庆如,修整天榜山石路百余丈。

  清初贵州佛教僧人著述较多,有语录、灯录、疏论等。《语录》有《丈雪语录》、《敏树语录》、《语嵩语录》、《赤松语录》、《梅溪语录》等40余种;灯录有丈雪《锦江禅灯》,如纯《黔南会灯录》;著述有如登《转识论》、两生《楞严经解》、燕居《楞严总论注》、大错(钱邦芑)《鸡足山志》、大友(陈启相)《摩诘诗评》等。僧人善画能诗者亦不少。丈雪、两生、语嵩均工书法;大错善书画,尤精草书和隶书;世空的小楷精绝;休休能诗善画。僧人传世诗作有丈雪《青松集》,大错《梅花诗百首》,大冶《方外集》,月茎《一庵诗集》等;

  清中叶以后,贵州佛教受到儒、道两家思想及当地民间信仰影响,贵州境内出现了佛神合祀一庙,佛道儒巫并存一山现象。僧道果,俗姓陈,湖南人,住持镇宁城内列峰寺,精习堪舆、相术,受民众推崇。峨眉山九老洞僧源章,主持大定回龙阁,他通医卜星相,有请必往。此外,僧人趋于功利,损害佛门声誉的事时有发生。

  咸丰、同治年间(1851~1874年),贵州战事不断,许多佛教寺庙毁于战火。道光时,贵阳有寺庙有200余座,遵义有300余座,息烽有100余座,咸同后均所剩无几。黔东梵净山数十座寺庙被毁。

  “庙产兴学”使佛教受到一定破坏。庙产兴学是指提取寺庙财产兴办义学。具体办法有:将寺庙财产分成两分或三分,以1/2或2/3入书院,剩余部分为寺庙所有;或将所谓不法寺僧驱逐出庙,将庙产全部充公,以作办学经费。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,贵州巡抚卫既齐建义学于贵阳永祥寺中,为贵州庙产兴学之始。据统计,仅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(1901~1911年)的11年中,贵州所办636所各类新式学堂中,绝大部分都是以庙产或占据寺庙兴办的。遵义一县,被提产的寺庙就达348座,年收银1671两。一些地方官吏还与土豪劣绅勾结,拷打僧尼,抢夺寺产、霸占寺庙。

  一些寺院自愿捐产或直接兴办学堂,获得成效。光绪年间遵义城南瓦厂寺(旧名复兴寺)道友在寺院收邻村子弟读书,继之在寺中开办龙坪乡义学。后郡人在圆通寺创设学馆时,道友又捐助银以作修馆经费;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遵义知府袁玉锡以庙产兴办新学堂,创办师范、蚕桑等学校,并开办“百艺工厂”, 遵义湘山寺住持法云乃创办庙捐,予以资助(后人称作“法云基金”),并在“百艺工厂”内创办“贫儿学堂”。

第六节民国贵州佛教

  一、成立佛教会

  民国元年(1912年)4月,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,贵州等22个省成立分会。民国18年(1929年)圆瑛、太虚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佛教总会,同时在各省设立分会,贵州中华佛教会贵州分会改称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。民国年间,中华佛教总会贵州分会、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产生过九届佛教会。第一届,民国3年(1914年);第二届,民国19年(1930年);第三届,民国20年(1931年);第四届(时间不详);第五届,民国24年(1935年);第六届,民国30年(1941年);第七届,民国30年(1941年),第八届,民国32年(1943年);第九届,民国36年(1947年),本届佛教会更名为“贵州省佛教整顿委员会”)。第一届会长了尘、第二届会长觉崇,第三届到第九届理事长平刚。该会坚持“团结全省佛教徒,整理教规,维护教权,宏扬教义,福利社会”的宗旨,开展整理与施行教规,宣传教务,创办佛教教育,提倡生产劳作,整理与保持寺庙财产,指导佛教寺庙保存法物及名胜古迹,举办公益慈善事业,协助政府办理寺庙人口财产法物的登记统计等工作。为适应时代的变化,民国18年(1929年)10月,该会进行改组,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,更会长制为委员制。民国26年(1937年),又改委员制为理、监事制,设理、监事会。历届省佛教会都曾议定了一些有关事项,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政府的要求。第五届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《监督寺庙条令》(1929年颁布)第十条的内容,制定了“实施大纲”。其中就包括举办慈善事业,普及平民教育;设立佛学研究机构;整顿教规等事项。第六届佛教会提出根据抗战非常时期之需要,积极响应抗日号召,举办护国息灾法会,兴办僧伽抗日训练班,开展救济、募捐和慰劳活动等。第七届佛教会则制定了《贵州佛教会章程》7章32条。抗日战争时期,贵州佛教会响应中国佛教会的号召,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。民国28年(1939年)5月20日在贵阳觉圆、弘福寺举行“护国佑民息灾超度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法会”,由尘空、仁参分别主持,向参会信徒、民众宣讲《仁王般若经》,宣传国基巩固、正法方能有所依托之道理。民国32年(1943年),贵州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训令,举办了3期僧尼训练班。第一期训练贵阳高龄僧(尼);第二期调训各县佛教会理事以上人员;第三期训练各大小寺庙住持。训练内容包括精神训练、时事报告、军事医护常识及佛学等,先后训练280余人。贵阳佛教界还组织了抗日僧侣救国会,由昌明负责。抗日僧侣救国会组织贵阳佛教界人士追悼前方阵亡将士,向教徒及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,并向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赠送各种慰问品。省内已成立佛教会的县,安省佛教会的指令,成立抗日救国会,有的还举办僧尼救护班。太虚途经贵阳时,应邀在省民众教育馆作了题为“佛教与抗战”的演讲。

  全省有30余县有佛教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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